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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商成败的6个细节,你注意到了吗

纵观晋商历史,山西既不是中国经济最繁盛的地区,也非平坦通途之地,又不临海沿江。那么山西人何以在明清商战中独占鳌头,称雄于中国呢?山西人多数经商的原因又是什么?晋商是近代中国商人中游历最广,冒险最多,胆识最大的一群商人。他们不畏艰辛拉着骆驼,千里走沙漠;冒风雪,犯险阻,北走蒙藏边疆;横波万里浪,东流东瀛,南达南洋。晋商不仅以财雄善贾而闻名,而且还有乘时而起的本领。敢于冒险、开拓进取、勤劳刻苦,则是晋商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。

  经商犹如打仗,险象环生是常事。绝大多数山西商人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,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乃至丧失生命之险。明清时代,社会十分不安定,盗贼四出,商人外出经商很不安全。杀虎口是晋商经商必经之路。有民谣称:“杀虎口,杀虎口,没有钱财难过口,不是丢钱财,就是刀砍头,过了虎口还心抖。”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,而是人越去越多,势如潮涌。

  晋商从不畏惧战乱和路途遥远,甚至他们将这看做是一个发财的机遇,认为只要这两者在,便会有丰厚的回报。康熙年间,为了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,清军北进草原,行军作战,军需是一大问题。为此,清政府便放宽禁止汉民到蒙境的规定,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,随军贸易,并让他们担当起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的重任,在辗转沙漠万里的运输途中,他们还在草原与蒙古人进行贸易,把内地的商品卖给蒙古人,再将换回的牲畜、牧产品贩回到中原地区。这样的随军贸易给晋商商人带来了巨大的利润,也受到了蒙古人民的欢迎。晋商行

  可以说,经商的行为本质上就有一种冒险的性质。优秀的商人必须具备敢于冒险、勇于开拓的精神气质。而近代的晋商在这方面尤为突出。

【晋商群体崛起的关键细节——帮靠互助,共同壮大】

  俗话说:“在家靠父母,出外靠朋友”,“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”。晋商乡土意识浓厚,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,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。晋商为了巩固已获得的商业阵地和对某些行业的垄断,遍布全国各地的会馆其实就给那些远在异地他乡,长年风尘仆仆奔波的晋商谈商情、叙友情的家园。在其紧张而疲惫的精神得以放松之时,更加强了乡党间的联系,促进了晋商成员间的经常交往,保持信息的高度流通,从而大幅度降低交易的信息不对称,使监督和协调各种关系成为可能。

  晋商所建会馆,几乎都在主要的商路上,是连通商路的据点。会馆不仅仅是晋商交流商业情报的地方,更是在外经商的晋商的精神支柱,是他们精神需求寄托的场所。由于关羽是晋商心目中“信、义”的象征,所以他们即以关圣的“义”来团结同仁。山西会馆作为同乡人的组织,凡逢年过节,同乡人常常在会馆欢聚一堂,聚餐演戏。晋商成员以共同的精神支柱来团结与规范晋帮成员,从而形成了一种“拟家族”式的忠诚意识和集体主义观念,进而构成重义务、重责任、牢固和谐的商帮内部关系。

  会馆在晋商中的作用还有现代商业行会的作用,当同乡商人纠纷时,会馆会首先出面。会馆被晋商视为市场正义的化身,常常是会馆同乡间的仲裁一语,远胜官府判词。对外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共同利益,与外帮商人或官府进行周旋,处理商务争执,以免会员孤单软弱受人欺负。这样,通过会馆整合了官府与商人、晋商群体与外帮商人的关系,使晋商群体的正当利益得到了保护,保证了市场的正常运行。

  众人拾柴火焰高,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。晋商之所以称其为“晋商”,就是因为他们以乡土为链接纽带,用家族宗法与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,用会馆的形式来维系。他们通过讲义气、讲相与、讲帮靠,协调商号之间的关系,消除人际间的不合,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。他们无论在天南地北,京都大邑,边陲荒野,都以乡土之情凝结成一个家园。在那里,他们谈商情叙乡情,使晋商这一商人群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,共同达到了事业的顶峰。

【晋商重商崇义的关键细节——义利并重,诚信经营】

  俗话说: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!晋商作为明清时期最有钱的群体,在赚钱之时,始终将“义”字放在首位,坚持自己的原则,“不赚昧心钱”。晋商将义利合一的经营价值理念贯彻于日常的经营活动之中,通过关注顾客和社会利益,实现了“义”的要求。晋商主张“以义制利,利从义生”,认为舍金钱而为信用,信义就会生金钱,若舍信义为金钱,那么金钱和信义就会尽失。

  祁县乔氏大院的掌舵者乔致庸曾把经商之道排列如下:一是守信,二是尚义,三才是取利。正因为乔家挟信义而经商,不畏艰难,辗转千里,输万货以为人,赢百利而利己,逐渐形成义利并重,义利统一的商业价值观:与人交往,首先要彼此取得信任,才有经济往来。否则,决不轻易结交。但一经建立关系,不管今后情况如何,总要竭力维持,明知无利可图,也不废交,更不落井下石。乔家家规中有这样一条:欠人债,一文不少全归还,为的守信义;人家欠自己的债,还不还,何时还,如何还,听其自便,这是对其信义程度的考验。如果对方真的不收信义,最多以后少一个合作伙伴而已。

  有一年,祁县乔氏的包头在富盛油房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,经手伙计为图私利,在油中掺假,被掌柜察觉,立即另行换售,代以纯净无假的好油。这样商号虽然蒙受了一些经济损 失,但是却保住了信誉,赢得了更多的顾客。所谓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”,逐利是商人永远的追求目标。但是,晋商在其经营过程中,始终将诚信放在第一位,宁肯失利,也决不失信。

 在重儒轻商的古代中国,晋商之所以能够走向全盛,其生命力所在就是“诚信”、“道义”。用学者余秋雨的话就是:“他们把儒家农耕文明当中那种诚信挪移过来,和商业文明组合在一起,所以有一种很好的成果。”无信不商,乔家自包头复字号创业以来,就形成了诚朴、踏实的经营风格,宁可少赚钱,不能失信;宁可不赚钱,不能失信;甚至宁可赔钱,也不能失信。晋商以诚实守信为商业精神,以雄厚资本为物质基础,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商业辉煌。

 【晋商长盛不衰的关键细节——实行经理负责制】

  晋商商号大掌柜实行聘任制,由东家出面选定。其聘用,充分体现了“用人唯贤,唯才是举”的用人理念。聘用之前,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,确认其人是否有所作为,多谋善变,德才兼备,可以担当重任。且确定下来后,财东便委以全权,并始终恪守用人不疑、疑人不用之道。财东聘用大掌柜的礼仪非常隆重,要大摆宴席,请中人,订合约,甚至还要请大掌柜上座,接受财东的跪拜,以示敬重。而财东则将资本、人事全权委托其负责,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,日常盈亏平时也不过问,让其大胆放手经营,静候年终结算报告。

  晋商的大掌柜颇似“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”,一切由大掌柜自行处置。若遇年终结算时亏赔,只要不是人为失职或能力欠缺造成,财东不仅不责怪其失职,反而多加慰勉,立即补足资金,令其重整旗鼓,以期来年扭亏转盈。正由于财东充分信任,故而大掌柜经营业务也十分卖力。财东对大掌柜的信任,表现在委以财权和人权,让其放手经营上;大掌柜在商贸经营方面拥有无上之权力,不论是用人还是业务管理,均由其通盘定夺。

  大掌柜在任期内,如能尽力尽职,业务大有起色,财东则给予加股(人身股)、加薪奖励。如不能称职,则减股减薪,甚至辞退不用。据说,每届年终各地掌柜齐集总号汇报工作时,由财东设宴款待,盈利多者坐上席,东家敬酒上菜,热情招待;盈利少或发生亏损者居下席,自斟自饮,受到冷遇。如果二三年连续屈居下席,用不着财东说话,掌柜也只有自请辞职。

 晋商经理负责制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,明确划分了财东与总经理合作关系上的各自责任和职权。财东的责任主要是对票号的风险负有无限责任,即亏损由财东按银股多寡平均分担。财东的权力主要是:具有掌柜的任免权、经营范围及其规模的控制权、带有风险性的较大事项的决定权、年终营业报告的审查权、结算期(大德通一般四年一次)依据约定的程序处置红利的决定权以及重大赏罚的决定权等等。总经理没有缺资本的困扰,自然大胆地放手经营,以报答财东的信任。应该说,晋商之所以兴盛百年,经理负责制功不可灭。

【晋商由盛转衰的关键细节——错失良机,盛极而衰】

  19世纪中后期,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工矿企业。当时,作为旧式商人的山西票号仅仅在北京的33家票号资本总额就约为4000万两,比近代工商业的资本总额还要多。而晋商的全部家产(固定家产)以太谷曹家、祁县乔家、渠家、介休侯家、榆次常家等估算都在几百万两至上千万两之间,以保守数字500万两计算,30家至少在1.5亿两白银。如果晋商将这笔钱哪怕拿出三分之一投资工商业,都将使中国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然而整个19世纪中后期,一向节俭的晋商大家族却越来越呈现一个败家子的作风,他们一边将祖先几代人积累的财富除用于办票号业,一边将大量金钱挥霍掉了,家家过着帝王般的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,而竟没有一家投资于近代企业。

  由于明清两代实施禁海政策,当时国内的对外贸易主要靠陆路,尤其是西北的古丝绸之路,晋商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地理优势,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,一跃成为雄霸商场的大商帮;但是到了明朝后期,东南沿海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,商品经济逐步发展起来,尤其是鸦片战争后,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寿终正寝。在长江三角洲、珠江三角洲形成了另一个新的财富集中区,江浙商人借机崛起。晋商从此远离了财富集中区域,失去了发展的根本,顿显后劲不足。虽然后来在票号业上大展宏图,但远离财富集中区域乃是其衰亡的一大主因。

  纵观晋商后期衰败历程,关键在于财东和经营者见识不足,思想保守,缺乏创新、进取意识和一定的应变能力。在晋商的企业里上至财东、掌柜,下至一般职工普遍存在文化层次偏低的现象。他们所具有的经商技能基本上来自于工作岗位的在职培训,普遍缺乏系统的文化知识和历史兴衰及韬略的学习,因此,面对社会变局和自身机制上的弊端,其适应性和洞察力必然表现不佳,为以后的覆亡埋下可怕的伏笔。

  “盛极而衰,物理常然”。晋商的发展进入成熟期后,他们凭借绝对的资金和人才优势在国内商界独占鳌头。应该说,晋商这个阶段在组织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,他们的某些经验方法和理念对现今的管理者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。但是,晋商此时渐渐丧失了危机意识,整体嗅觉逐渐麻木,对后来的社会环境的巨大变迁毫无预见,缺乏应有的精神准备。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重大的战略行动和战略规划,他们轻视资本运作,对政府出现寄生虫式的过分依赖,整体逐渐表现出不思进取,贪图享受的精神状态,以至于危机到来的时刻,缺乏应有的应对措施,只有消极抵抗,坐以待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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